天津：访调对接“专啃硬骨头”

天津积极探索运用人民调解方式化解信访矛盾

 

访调对接“专啃硬骨头”  

 

6月下旬的天津,热浪渐袭,这天下午,70岁的天津市居民高立敏与老伴遛弯回到家中后,用毛巾迅速抹把脸,就钻进自己的“简易书房”,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翻看着老伴为她准备的简易法律读本。“或许明天能用得上。”每日学一点新的知识成为老人雷打不动的坚持。从1993年起,高立敏就当上了人民调解员,这一当就是22年。2015年,天津探索建立信访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在市级及和平、河西、东丽、宝坻、蓟县5个区县开展试点工作,她又被所在辖区河西区聘为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职调解员。同为调解员,工作程序与重点各异,对于后者,高立敏总结为5个字:“专啃硬骨头”。

 

在天津,“专啃硬骨头”的“访调对接”调解员除了高立敏,还有其他36人。一年来,以这37名为骨干的调解员团队,共导入信访事项191件,调解成功178件,调解成功率93.2%；5个“访调对接”试点区县信访总量、重访量、越级信访量同比分别下降了20.2%、33.5%、35.7%。

 

促进和谐是“访调对接”的目标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信访工作,妥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综合施策,下大气力处理好信访突出问题,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访调对接’一年来的试点工作表明,无论是大的方向把握,还是具体的工作方法落实,都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相符,这对天津来说,是探索与印证的统一。”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刘玉友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各方的利益关系正在深刻调整,各类社会矛盾也呈多发高发态势。这些矛盾与问题在天津直接反映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争议、非法集资、物业管理等诸多领域,且关联性、敏感性、对抗性增强,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信访总量居高不下,因信访问题解决不及时引发的矛盾升级较为突出,有的甚至形成各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以及越级进京非正常上访。

 

为有效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维护正常信访工作秩序与社会大局稳定,2015年年初,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天津市综治办牵头、市司法局、市信访办密切配合,积极探索运用人民调解方式化解信访矛盾,组织开展“访调对接”工作,并在上述5个区县进行试点。

 

同年,天津成立了市级层面的“访调对接”工作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以统一协调推动全市“访调对接”工作落实。此后,“访调对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深入基层展开调研,在广泛听取基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天津市“访调对接”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制度》《天津市“访调对接”专项工作情况通报制度》《天津市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规程》《关于在部分区县信访机构建立人民调解工作站的实施意见(试行)》,在此基础上,天津成立了市级以及区县层面的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

 

精准对接是“访调对接”的前提

 

“在试点区县的选择上,天津也有着整体布局,和平与河西是天津市中心区,东丽是环城区,宝坻与蓟县是远郊区县。每个区县的区情县情不一样,‘访调对接’的工作开展方式与切入点也不一样,他们摸索出来的经验也不一样,至少,他们能为全市范围内的‘访调对接’工作提供一个参照。”天津市司法局副局长杨劲松说。

 

事实也印证着杨劲松的说法。河西区组建律师顾问团,为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工作提供法律意见与建议；和平区建立了横纵结合的“访调对接”网络,将司法确认引入到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工作中；东丽区采取的是“三抓并举综合施策”做法,打造“访调对接”工作体系；宝坻区则从“三个对接一个引入”开始,逐步形成“调解优先、政府支持、司法推动,多方参与”的访调对接模式；蓟县采取的是“一能三联五注重”工作方法,实现了访调专家化、立体对接。

 

但这并不意味着5个试点区县各自为战,单打独斗。

 

围绕创新与规范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工作,天津市先后研究制定了《天津市信访与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对接工作规定(试行)》《天津市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清廉从业六条禁令》等11项制度,制定了“访调对接”工作流程图、工作移交单、当事人接受调解须知、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协议书等操作规程、格式文书,加强调解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

 

具体的做法是,对符合调解条件的信访事项由信访部门向当事人释明访调对接的工作职能,引导其到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依托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前台,由专职调解员对信访案件进行“把脉”；按照人民调解法与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调解员及时导入调解工作内容。

 

“‘访调对接’工作的关键是‘对接、导入、化解’。”天津市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郑宗瑶表示。

 

天津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铁英认为,“访调对接”工作有效地整合了人民调解与信访工作,将“法、理、情”三方面紧密结合,以柔性方式化解信访事项；有效地减少了社会对抗与矛盾；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落点精准、发力精确、专业高效。”时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袁桐利曾对“访调对接”工作及调解员队伍予以高度评价。

 

群众评价是“访调对接”的动力

 

作为试点区县河西区“访调对接”的3名骨干调解员之一,对高立敏而言,除了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她还要系统地学习人民调解法与信访条例,“你给别人一碗水,你自己就得有一缸水在那儿备着。”她说。她清楚地记得去年信访部门导入过来的一起案件。该案发生在10年前,案件当事人就其经营的餐馆是否违章及被拆除补偿问题,反复地找政府相关部门及区、市、中央三级信访部门,“当事人的情绪属于一点即着型,经过我们的情绪疏导,他们看出了我们的诚意,双方打开了交流的窗口,事情的解决就八九不离十了。”这起案件中,高立敏与同伴注重的是民意诉求的充分表达,赢得的是当事人深鞠一躬的尊重。

 

已调解成功的178起案件,件件都是“硬骨头”,件件都有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在和平区,某小区200户居民因附近在建工程遮挡采光不断上访。和平区“访调对接”调解员闻讯后,积极联系开发商与居民代表,经过连续3天的努力,促使开发商与居民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事后,开发商与居民代表为调解员的辛苦付出竖起了大姆指。

 

天津市司法局基层工作管理处处长杜军认为,调解成功的178起案件润物细无声地搭起了地方党委、政府连接老百姓民意的一座座桥梁,“它们舒缓的是上访群众的紧张情绪,赢得的是民心。”他说。

 

完善发展是“访调对接”的内需

 

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访调对接”工作也面临着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访调对接’的制度建设要加强；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要加强；信访事项调解员能力建设要加强；群众对‘访调对接’作用的社会共识要加强；‘访调对接’的工作经费保障要加强。”张铁英用五个“加强”对“访调对接”的未来工作提出展望。

 

天津市信访办主任路艳青建议从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引导机制,如加大宣传力度,将人民调解相关规章制度、宣传用语张贴在信访接待场所醒目位置,方便群众了解,提炼总结试点区县的经验做法,实现导入程序与方式的规范。二是建立健全工作对接机制,按照“程序上便民、措施上护民、效果上利民”的原则,加强信访部门与调解组织的工作对接、案件对接及信访人对接,完善工作流程,方便信访群众。同时,还要进一步探索与有关职能部门的联系,推动建立物业、交通、征地拆迁等专业调解委员会与调解员人才库,实现精准对接,不断提高调解成功率。三是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完善信访信息系统功能,开设“访调对接”专栏,实现信访信息、调解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市、区两级调解联动,信息共享；加强与政法机关联动,实行诉访分离,将涉法涉诉案件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渠道剥离,维护法律权威；加强与职能部门联动,出台权责清单,打通依照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的“绿色通道”,推动问题及时有效解决。

 

杨劲松关注的是调解队伍专业化建设。他认为,可以聘请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退休、退职人员(如医学专家、法官、检察官、警官等),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员作为专(兼)职信访事项调解员,优化调解员队伍,提升其整体素质；还可以设立智库,聘请专家为重大、复杂纠纷提供专业咨询意见,为调解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提升调解行为的社会公信力。

 

和平区信访办督察科科长赵晓东建议,时机成熟时,可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巩固“访调对接”的工作成果,并赋予其相应的法律地位。

 

天津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赵飞提醒,“访调对接”是一项创新性工作,试点区县的做法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为在全市推广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但各区县在具体工作中决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还需要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推动落实。（张驰 任丽霞 刘佩明）